决定主要被用来修改或废止司法解释。

二、现有指导性案例中对法律拟制的规制方式既然不附带理由说明的法律拟制会带来一定风险，那么，就应当探索相应的规制方式来降低其中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对此给出的理由是：未引用具体的条款，导致行政相对人无法从上述决定中获知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

(11)而对于兼具立法和司法性质的指导性案例来说，法律拟制和法律类推的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法律目的如何规制现有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拟制，可以基于部门法的划分展开细致分析。虽然没有使用视为这一表述，但实际上，指导性案例24号直接给出结论却没有理由说明的方式，也是一种隐性的法律拟制。③从以上的援引情况来看，审理类似案件的很多法官认可并参照了指导性案例41号的裁判要点，实质上也就是贯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意图。该指导性案例的高频引用情况说明其法律拟制的结论受到了审判实践的肯定和认可，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性案例24号为交通事故案件，而审判实践中已经有部分案件将该指导性案例的拟制结论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案件，例如医疗侵权案件。

(18)质言之，指导性案例3号的深层目的在于揭示受贿犯罪的权钱交易本质，维护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这一目的则是通过扩大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方式来增强和实现的，这也反映了刑法中法律拟制的特点。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21年6月16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收稿日期：2021-03-31注释：①郭锋等：《〈《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15年第17期，第34页。不难看出，压制型法所栖居的独特的环境使得与之相应的司法成为了一种压制型司法。

中国独具特色的道德回应型审判在运行过程中要评估和谨慎对待潜在风险，高效、平稳地解决社会道德冲突。司法主要采纳一种以法律为基础的教义性推理方法。一个在某个时代以这种方式达成的共识，或许在另一个时代以另一种方式达成共识。摘 要：司法的一个重要职能在于弥合法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鸿沟，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和利益分化的严重性对司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从回应的态度来看，司法回应应以被动回应为主、以主动回应为辅。它们要么包含道德评价要素，要么追求某种道德目标。

（一）中国司法回应社会道德关切的特色在讨论司法回应道德问题时，既指向作为机构的法院组织，也指向扮演裁判角色的个体法官。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调判结合机制、案例制度等各具特色，各有长短，因此，应根据个案问题选择适宜的回应方式，将回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它以捍卫法律和法律机构的自治性为己任，同时型塑了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法治。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沃尔德伦注意到，法官的法律适用者角色与其道德推理者角色之间会产生冲突。与立法、行政活动不同，司法应保持必要的消极、克制和被动。另外，司法回应的实用主义色彩还体现在司法会选择性、策略性地运用程序。比如，这种司法较为机械，灵活性差，在遭遇疑难案件时，往往难以得出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

要善于按照‘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要求，全面加强各类案件的调解、协调、和解工作，努力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目标。（二）司法回应道德的风险规制以上诸种风险既有来自于司法内部和外部的，也有个别性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之别，不同类型的风险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有所差异。

这类道德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要的，因而也被称为公共善（public good）。法院只需面对和回应那些急迫、合理的道德关切。

社会公众关切的道德议题通常影响范围较广，而且其所制造的道德压力类型不尽一致。他利用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听众会以实质性的方式影响法官的选择。虽然官方不再推行关于能动司法的话语政策，但当下司法仍具有浓厚的能动性色彩。比如，在张扣扣故意杀人案中，辩护律师从为母复仇的角度切入，认为张扣扣在年幼时亲眼目睹母亲被害的惨景，怨恨的种子在心中埋藏多年，没有更好的渠道释放，因此，他为母复仇的行为虽然严重违法，但有情可原，请求法院酌定减轻处罚。因此，应理性看待和协调好调解与审判之间的关系，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充分发挥调解对于回应社会道德争议问题的应有功用。司法积极回应道德难题，也会展现出较强的利益驱动性

这意味着，人类从古至今只有三种经济形态：第一农业经济，第二工业经济，第三数字经济。总之，数字法学是我们进行数字化的知识体系、规则体系创新，推进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也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和挑战。

第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框架的引领。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传统正义观，只不过很难融入和转化为现代司法程序。

但是发展到今天，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终于来了一个机会，不是弯道超车，是换道超车，从工商社会迈进了数字社会。数字经济发展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包括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数字身份、数字行为，都会产生数字关系，也会生成数字利益。

我国在数字政府、数字司法、数字检察、数字平台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进入专题： 数字法学 自主知识体系 。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开篇第一句话就讲，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比如浙江省检察院检察官办案很多都是建模的模式，以数字方式改变了原来司法运行的机制和效能，包括对一些规则进行了代码转化，形成自动化司法。

它们分别对应着三种社会形态，那就是农业社会、工商社会和数字社会。法律体系无论是刑法、民法、经济法包括知识产权法、证券法，其中的传统法律因素并不多。

例如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第五篇部署了四大任务，即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社会，打造数字政府，营造数字生态。第二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

有人说弯道超车，我认为弯道超车是超不过去的，你加油，人家也加油，我们只能是缩小了和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差距。这些都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时代动力。

就法学来讲，至少从我的体会来看，我们所学的几乎所有范畴、概念、逻辑、知识体系都来源于西方现代法学。期待着我们能在这方面作出属于中国的贡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都需要进行法律上的归纳、提炼和表达，所以，这必然成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创新领域。第三就是数字法治的实践创新。

到近代有很多屈辱的历史，所以我们才要追赶现代化。在此框架之下要想创新，包括制度和价值，就很难超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卢梭、孟德斯鸠等等。

相比而言，美国在数字司法的理论研究上要好于中国，但中国在实践应用上要好于美国。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框架的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讲的就是提供一个可供全球分享与借鉴的途径与方案，这一定是要有根基的，这是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立足点，是中国式现代化框架的方向引领。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真正第一次站在了世界发展的第一梯队，我们才有可能跟其他人比是不是有创新。目前我们国家的数字经济产值占GDP比重是41.5%，我估计一两年之内就会突破50%，稳居世界第二位。